党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哪天成

　　摘要：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址后转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个游船上，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此后每年7月1日，全党都要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

　　1921年建党过后，各地党组织庆祝党的生日，时间都不一样。

　　这样的乱象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毛主席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说道：“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纪念日的时间，自此以后，各地共产党员纷纷将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直至今日仍在使用。

　　但这个时间是对的吗？我党真的是在1921年7月1日那天成立的吗？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

　　直到1981年，也就是在毛主席提出“7月1日”这个具体时间的43年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

　　毛主席提出的建党纪念日与这个时间整整差了22天，但毛主席提出的“七一”，却是他和董必武两人共同回忆的结果。

　　两位亲身参与建党的元老提出的时间，按理来说是没有错误的，那么，为何中共党史研究室会提出一个不一样的时间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

　　党的一大是在1921年7月1日之后召开，这一点很确定。

　　一大开幕的时间，到要公开提到党的生日时，党内参加过一大的同志已经记不起来。不过在一大召开期间，有个日期，即便过去多年之后，很多一大代表都能记住。

　　1921年7月30日晚上，在上海法租界当华人侦探的程子卿闯一大会场，是一大召开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就是因为程子卿闯一大会场，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才迁到浙江嘉兴在船上召开。

　　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并不是专门针对一大。

　　此前，在法租界的巡捕抓到两个身藏炸弹的北洋政府刺客，刺客供认他们到法租界，是要用暴力手段，阻挠一个叫“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社会团体开会。

　　法租界当局怕北洋政府还会下手，给法租界造成重大治安事件被法国政府怪罪，就开始监控法租界内社会团体会议。

　　7月29日，法租界干脆发下通告，要求社会团体开会必须向巡捕房报备得到批准。

　　7月30日，程子卿得到线报说有人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聚会时，以为是“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开会，就带人在一大会场外布控，自己先进去探查情况。

　　程子卿进入会场后，一大代表李汉俊问他找谁，他开口就说：“找社联的王主席。”等到程子卿查看完屋内的情况后，便以“找错地方”为由退了出去。

　　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刻判断出程子卿是巡捕房的“包打听”，让代表们立即从前门撤离。

　　因为这个事，一大代表多数对程子卿有深刻印象，过了很长时间，也还能回忆起他的衣着、相貌。

　　包惠僧回忆程子卿说：“穿着灰色竹布长褂。”

　　陈潭秋回忆程子卿是“一个獐头鼠目穿长衫的人”。

　　所有代表都不能忘记这一天遭遇的惊扰，留下来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更是牢牢记住了这一天。

　　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冲了进来，在搜检的两个小时中，陈公博紧张得抽光了48支装的一听香烟。

　　李汉俊和陈公博给一大留下了更完整的史料，特别陈公博十多天后就撰文记述了程子卿闯会场的过程，1944年他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这起事件做了补充。

　　他的记述较清晰地呈现了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其中一些细节，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十多年后就无人记得。

　　陈公博

　　据陈公博记录，当来搜检的的法租界巡捕房人员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华人侦探，一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巡捕，还有三个翻译，程子卿也是搜检的华人侦探之一。

　　法国总巡的关注点首先在这里在开什么会。李汉俊和陈公博解释说：“我们没有开会，就是熟人聚在一起叙谈。”

　　法国总巡还关注程子卿看到的两个外国人是不是俄国人，李汉俊和陈公博赶紧说：“那是两个英国教授。”

　　问完话后，巡捕开始搜查起了房子，这所房子是李汉俊哥哥的房子，李汉俊哥哥是个学者，书房的藏书中，不乏英文版的马列著作，这类书法国总巡当然知道，不过并没有因为这类书过多为难李汉俊和陈公博。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中，闯入会场的程子卿

　　程子卿的态度也显得比较有修养，他用礼貌的语气对李汉俊和陈公博说：“我把你当成了日本人，又以为那两个外国人是俄国共产党，所以才进来搜查。”

　　谈起搜到的马列著作，程子卿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程子卿告诉李汉俊和陈公博：“凭这些藏书就可以断定你们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对中国有好处，但现在教育还没有普及，宣扬社会主义就很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法租界对各种思想的社团在法租界活动一直都是比较包容的，所以我党初期把中央设在法租界，就是看中法租界的安全性。后来因为北洋政府的要求，法租界才开始严控我党的活动。

　　法租界相对宽松的环境，让一大的一份重要文件没有暴露。当时党的组织大纲草案就随意放在抽屉里，搜检的人没有注意到。

　　程子卿（中）

　　陈公博分析，可能草案涂改得太乱，巡捕以为是废纸。也可能巡捕并不在意各种文件，重点是搜检有没有枪械、爆炸物。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样重要的文件看起来像废纸，不难推断出一大召开时，是没有正规的会议记录的。

　　所以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也没有文字记载，以至于多年之后，竟然没有人记得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不过因为程子卿闯入会场，代表们大多忘不了一大第六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而且陈公博提到当时在上海的另一件事情——孔阿琴被害案，也佐证了程子卿闯会场的日期是1921年7月30日。

　　上海一大召开的旧址

　　陈公博参加一大还顺便携妻子到上海度蜜月，没有和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自己在大东旅社开了间房。

　　巡捕搜检完陈公博回到旅社休息，第二天凌晨他被一声枪响惊醒，随后他得知大东旅社发生命案。

　　由于搜检时陈公博对巡捕房称他就住李汉俊家，他担心旅社找他做证人，被巡捕房发现他撒谎，于是就买了去杭州的车票，退出一大单独行动。

　　当时上海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大东旅社的命案，日期是7月31日确定无误，周佛海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过大东命案发生的日期。

　　离开李汉俊哥哥家后，代表认为在上海继续开会已经不安全。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去开会。

　　嘉兴水路纵横，找条船在水上开会比较隐蔽，有意外发生她可以安排代表到同学家躲藏，她以前在嘉兴读过书。

　　代表们接受了她的建议，到嘉兴租了艘中型画舫，在南湖上举行了一大最后一次会议。

　　有过上海的惊扰，这次会议做了周密的防范。王会悟专门在船上准备一个麻将桌，开会时她在船头放哨，一有情况代表们就收拾起文件，围在一起打麻将掩人耳目。

　　为了缩小目标，两个外国代表也没有来嘉兴。

　　麻将桌还真派上了用场，当天嘉兴在下小雨，南湖游船稀少，会议一直没有受打扰。

　　下午五点过天气转晴，湖中有艘汽艇向画舫开来。王会悟一发出警报，代表们赶紧装模作样打起了麻将。还好很快搞清楚，汽艇是私人游艇，不是冲会议而来。

　　最后一次会议开了七个小时，代表们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建党后第一步工作重点是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还提出保持党的独立性，和第三国际保持紧密联系等条款。

　　会议结束后，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八点一刻的火车返回上海。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的很多过程，有些代表还还能回忆起来，但召开的日期却回忆不准确。

　　7月31日到8月5日这几天，都有人认为是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不过从陈公博的记述中看，7月31日应该首先被排除在外。

　　陈公博明确记述，他们夫妇是坐7月31日晚上七点一刻的火车离开上海去杭州，行前他找到李达和张国焘告假，张国焘还对他说打算暂时停会，说明7月31日代表们不可能在嘉兴开会。

　　而且南湖的游船需要预定，王会悟和几名代表先一天到嘉兴，入住旅馆办理预定，另外还要到南湖勘查地形。

　　因匆忙中没有订到大型画舫，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才挤在中型“红船”中召开。

　　很多代表都还记得，他们坐早班快车上午十点过到嘉兴时，王会悟来接站，到了南湖，“红船”已经在码头上等候。

　　如果7月31日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王会悟不可能又是接站又是安排好“红船”。

　　陈公博从杭州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和妻子乘新宁轮回广东。那个时期新宁轮的航班是8月4日中午从上海起航，陈公博回上海周佛海去见他，告诉他一大已经开完。

　　这证明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不可能在8月4日及以后召开。

　　2018年嘉兴有关专家，通过查阅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期间，上海和嘉兴的报刊新闻、天气情况、客运班次，以及王会悟的活动轨迹，基本认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21年8月3日召开。

　　不过即使不能确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以程子卿闯一大六次会议的时间反推，再结合马林到上海发起召开一大的过程，以及一大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也能基本确定一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是荷兰籍共产国际党员。他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印尼革命的报告，受到列宁重视，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列宁当选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主席，又任命他为秘书。1921年，马林受列宁委派，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马林1921年3月从欧洲前往中国，途经奥地利被当做危险分子扣留了六天。离开奥地利，马林辗转到意大利，再乘船到上海。

　　他的行踪已经被荷兰政府通报给所经地当局，当他以经济刊物记者的身份到达上海时，租界工部局和北洋政府，都已经知道他共产党的身份，荷兰政府还暗示北洋政府和工部局，可以对他实施监视。

　　一大在上海的会址落入巡捕房视线，多少也和对巡捕房对马林戒备有关。

　　马林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6月3日或4日，一到上海，他就联系上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尼克尔斯基，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然后两人会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者李达、李汉俊，向他们建议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

　　那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成立，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奉陈独秀和李大钊为领袖。李达、李汉俊迅速写信向陈独秀和李大钊汇报了情况，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同意马林的提议。

　　经过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考虑到参会代表的经济状况，马林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里拨出一笔钱，为每位代表提供一百元的路费。

　　李达和李汉俊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写信，要求每个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王会悟则以“北大学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为参会代表安排食宿。

　　据共产国际的档案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个档案很久以后才被我国有关人士查到，这是唯一一份一大开幕时间的官方文字记录，那这个开幕时间准不准确呢？

　　根据参加一大的代表回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三人，6月下旬就到了上海。

　　毛主席和何叔衡7月4日到上海，毛主席只记得自己是农历五月到上海，但当时在长沙的谢觉哉，在日记中记下，毛主席是农历五月廿九日，也就是公历6月29日从长沙启程。

　　按此推算到上海的时间就是7月4日。

　　刘静仁7月7日报到，董必武和陈潭秋还有包惠僧都是7月20日抵达。7月21日陈公博到上海，周佛海到上海的时间是在7月20日和7月22日之间。

　　这样看起来，1921年7月23日一大开幕，和代表抵达的时间对得上。

　　周佛海代表旅日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代表中不乏老师和学生，一大要赶在暑假召开，巴黎旅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赶不及，7月23日前一两天，能到的代表都已到齐，这一天开幕正合适。

　　以7月30日第六次会议为基准推算，7月23日也正好是一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一大第一次会议没有选举和表决，主要就是商定会议议程，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介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以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介绍国际共运情况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运的关切。

　　第二次会议选出大会委员，指定了党章等文件的起草人。接着休会两天起草文件。第三次会议就在7月27日召开。

　　按照一天一会的节奏，7月30日就是第六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学者也考证出，一大的开幕时间就是1921年7月23日。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提到这年的7月1日，是我党建党十七周年纪念日，党的生日至此统一确定下来。

　　董必武回忆说，他当时和毛主席两人记不起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只记得是在七月开幕，于是毛主席就把文章中党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

　　7月1日能让人记住党是在七月成立，又是一个月起始的日子。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上提到一大时，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由简而始，走向辉煌，毛主席用一月之初做党的生日，也有这样的含义。

　　“七一”、“八一”、“十一”都是好日子，考证出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也用不着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