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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哪天成

    主页 > 和记问答 > 2024-02-03 22:34

      摘要: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址后转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个游船上,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此后每年7月1日,全党都要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

      1921年建党过后,各地党组织庆祝党的生日,时间都不一样。

      这样的乱象一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毛主席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说道:“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纪念日的时间,自此以后,各地共产党员纷纷将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直至今日仍在使用。

      但这个时间是对的吗?我党真的是在1921年7月1日那天成立的吗?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

      直到1981年,也就是在毛主席提出“7月1日”这个具体时间的43年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

      毛主席提出的建党纪念日与这个时间整整差了22天,但毛主席提出的“七一”,却是他和董必武两人共同回忆的结果。

      两位亲身参与建党的元老提出的时间,按理来说是没有错误的,那么,为何中共党史研究室会提出一个不一样的时间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

      党的一大是在1921年7月1日之后召开,这一点很确定。

      一大开幕的时间,到要公开提到党的生日时,党内参加过一大的同志已经记不起来。不过在一大召开期间,有个日期,即便过去多年之后,很多一大代表都能记住。

      1921年7月30日晚上,在上海法租界当华人侦探的程子卿闯一大会场,是一大召开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就是因为程子卿闯一大会场,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才迁到浙江嘉兴在船上召开。

      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并不是专门针对一大。

      此前,在法租界的巡捕抓到两个身藏炸弹的北洋政府刺客,刺客供认他们到法租界,是要用暴力手段,阻挠一个叫“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社会团体开会。

      法租界当局怕北洋政府还会下手,给法租界造成重大治安事件被法国政府怪罪,就开始监控法租界内社会团体会议。

      7月29日,法租界干脆发下通告,要求社会团体开会必须向巡捕房报备得到批准。

      7月30日,程子卿得到线报说有人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聚会时,以为是“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开会,就带人在一大会场外布控,自己先进去探查情况。

      程子卿进入会场后,一大代表李汉俊问他找谁,他开口就说:“找社联的王主席。”等到程子卿查看完屋内的情况后,便以“找错地方”为由退了出去。

      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刻判断出程子卿是巡捕房的“包打听”,让代表们立即从前门撤离。

      因为这个事,一大代表多数对程子卿有深刻印象,过了很长时间,也还能回忆起他的衣着、相貌。

      包惠僧回忆程子卿说:“穿着灰色竹布长褂。”

      陈潭秋回忆程子卿是“一个獐头鼠目穿长衫的人”。

      所有代表都不能忘记这一天遭遇的惊扰,留下来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更是牢牢记住了这一天。

      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冲了进来,在搜检的两个小时中,陈公博紧张得抽光了48支装的一听香烟。

      李汉俊和陈公博给一大留下了更完整的史料,特别陈公博十多天后就撰文记述了程子卿闯会场的过程,1944年他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这起事件做了补充。

      他的记述较清晰地呈现了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其中一些细节,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十多年后就无人记得。

      陈公博

      据陈公博记录,当来搜检的的法租界巡捕房人员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华人侦探,一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巡捕,还有三个翻译,程子卿也是搜检的华人侦探之一。

      法国总巡的关注点首先在这里在开什么会。李汉俊和陈公博解释说:“我们没有开会,就是熟人聚在一起叙谈。”

      法国总巡还关注程子卿看到的两个外国人是不是俄国人,李汉俊和陈公博赶紧说:“那是两个英国教授。”

      问完话后,巡捕开始搜查起了房子,这所房子是李汉俊哥哥的房子,李汉俊哥哥是个学者,书房的藏书中,不乏英文版的马列著作,这类书法国总巡当然知道,不过并没有因为这类书过多为难李汉俊和陈公博。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中,闯入会场的程子卿

      程子卿的态度也显得比较有修养,他用礼貌的语气对李汉俊和陈公博说:“我把你当成了日本人,又以为那两个外国人是俄国共产党,所以才进来搜查。”

      谈起搜到的马列著作,程子卿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程子卿告诉李汉俊和陈公博:“凭这些藏书就可以断定你们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对中国有好处,但现在教育还没有普及,宣扬社会主义就很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法租界对各种思想的社团在法租界活动一直都是比较包容的,所以我党初期把中央设在法租界,就是看中法租界的安全性。后来因为北洋政府的要求,法租界才开始严控我党的活动。

      法租界相对宽松的环境,让一大的一份重要文件没有暴露。当时党的组织大纲草案就随意放在抽屉里,搜检的人没有注意到。

      程子卿(中)

      陈公博分析,可能草案涂改得太乱,巡捕以为是废纸。也可能巡捕并不在意各种文件,重点是搜检有没有枪械、爆炸物。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样重要的文件看起来像废纸,不难推断出一大召开时,是没有正规的会议记录的。

      所以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也没有文字记载,以至于多年之后,竟然没有人记得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不过因为程子卿闯入会场,代表们大多忘不了一大第六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而且陈公博提到当时在上海的另一件事情——孔阿琴被害案,也佐证了程子卿闯会场的日期是1921年7月30日。

      上海一大召开的旧址

      陈公博参加一大还顺便携妻子到上海度蜜月,没有和代表住在博文女校,自己在大东旅社开了间房。

      巡捕搜检完陈公博回到旅社休息,第二天凌晨他被一声枪响惊醒,随后他得知大东旅社发生命案。

      由于搜检时陈公博对巡捕房称他就住李汉俊家,他担心旅社找他做证人,被巡捕房发现他撒谎,于是就买了去杭州的车票,退出一大单独行动。

      当时上海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大东旅社的命案,日期是7月31日确定无误,周佛海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过大东命案发生的日期。

      离开李汉俊哥哥家后,代表认为在上海继续开会已经不安全。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去开会。

      嘉兴水路纵横,找条船在水上开会比较隐蔽,有意外发生她可以安排代表到同学家躲藏,她以前在嘉兴读过书。

      代表们接受了她的建议,到嘉兴租了艘中型画舫,在南湖上举行了一大最后一次会议。

      有过上海的惊扰,这次会议做了周密的防范。王会悟专门在船上准备一个麻将桌,开会时她在船头放哨,一有情况代表们就收拾起文件,围在一起打麻将掩人耳目。

      为了缩小目标,两个外国代表也没有来嘉兴。

      麻将桌还真派上了用场,当天嘉兴在下小雨,南湖游船稀少,会议一直没有受打扰。

      下午五点过天气转晴,湖中有艘汽艇向画舫开来。王会悟一发出警报,代表们赶紧装模作样打起了麻将。还好很快搞清楚,汽艇是私人游艇,不是冲会议而来。

      最后一次会议开了七个小时,代表们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建党后第一步工作重点是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还提出保持党的独立性,和第三国际保持紧密联系等条款。

      会议结束后,大多数代表乘坐当晚八点一刻的火车返回上海。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的很多过程,有些代表还还能回忆起来,但召开的日期却回忆不准确。

      7月31日到8月5日这几天,都有人认为是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不过从陈公博的记述中看,7月31日应该首先被排除在外。

      陈公博明确记述,他们夫妇是坐7月31日晚上七点一刻的火车离开上海去杭州,行前他找到李达和张国焘告假,张国焘还对他说打算暂时停会,说明7月31日代表们不可能在嘉兴开会。

      而且南湖的游船需要预定,王会悟和几名代表先一天到嘉兴,入住旅馆办理预定,另外还要到南湖勘查地形。

      因匆忙中没有订到大型画舫,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才挤在中型“红船”中召开。

      很多代表都还记得,他们坐早班快车上午十点过到嘉兴时,王会悟来接站,到了南湖,“红船”已经在码头上等候。

      如果7月31日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王会悟不可能又是接站又是安排好“红船”。

      陈公博从杭州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和妻子乘新宁轮回广东。那个时期新宁轮的航班是8月4日中午从上海起航,陈公博回上海周佛海去见他,告诉他一大已经开完。

      这证明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不可能在8月4日及以后召开。

      2018年嘉兴有关专家,通过查阅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期间,上海和嘉兴的报刊新闻、天气情况、客运班次,以及王会悟的活动轨迹,基本认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21年8月3日召开。

      不过即使不能确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以程子卿闯一大六次会议的时间反推,再结合马林到上海发起召开一大的过程,以及一大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也能基本确定一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马林原名斯内夫利特,是荷兰籍共产国际党员。他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印尼革命的报告,受到列宁重视,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列宁当选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主席,又任命他为秘书。1921年,马林受列宁委派,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马林1921年3月从欧洲前往中国,途经奥地利被当做危险分子扣留了六天。离开奥地利,马林辗转到意大利,再乘船到上海。

      他的行踪已经被荷兰政府通报给所经地当局,当他以经济刊物记者的身份到达上海时,租界工部局和北洋政府,都已经知道他共产党的身份,荷兰政府还暗示北洋政府和工部局,可以对他实施监视。

      一大在上海的会址落入巡捕房视线,多少也和对巡捕房对马林戒备有关。

      马林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6月3日或4日,一到上海,他就联系上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尼克尔斯基,了解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然后两人会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者李达、李汉俊,向他们建议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

      那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成立,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奉陈独秀和李大钊为领袖。李达、李汉俊迅速写信向陈独秀和李大钊汇报了情况,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同意马林的提议。

      经过商议,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考虑到参会代表的经济状况,马林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里拨出一笔钱,为每位代表提供一百元的路费。

      李达和李汉俊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写信,要求每个共产主义小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王会悟则以“北大学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为参会代表安排食宿。

      据共产国际的档案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个档案很久以后才被我国有关人士查到,这是唯一一份一大开幕时间的官方文字记录,那这个开幕时间准不准确呢?

      根据参加一大的代表回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三人,6月下旬就到了上海。

      毛主席和何叔衡7月4日到上海,毛主席只记得自己是农历五月到上海,但当时在长沙的谢觉哉,在日记中记下,毛主席是农历五月廿九日,也就是公历6月29日从长沙启程。

      按此推算到上海的时间就是7月4日。

      刘静仁7月7日报到,董必武和陈潭秋还有包惠僧都是7月20日抵达。7月21日陈公博到上海,周佛海到上海的时间是在7月20日和7月22日之间。

      这样看起来,1921年7月23日一大开幕,和代表抵达的时间对得上。

      周佛海代表旅日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代表中不乏老师和学生,一大要赶在暑假召开,巴黎旅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赶不及,7月23日前一两天,能到的代表都已到齐,这一天开幕正合适。

      以7月30日第六次会议为基准推算,7月23日也正好是一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一大第一次会议没有选举和表决,主要就是商定会议议程,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介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以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介绍国际共运情况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运的关切。

      第二次会议选出大会委员,指定了党章等文件的起草人。接着休会两天起草文件。第三次会议就在7月27日召开。

      按照一天一会的节奏,7月30日就是第六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学者也考证出,一大的开幕时间就是1921年7月23日。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提到这年的7月1日,是我党建党十七周年纪念日,党的生日至此统一确定下来。

      董必武回忆说,他当时和毛主席两人记不起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只记得是在七月开幕,于是毛主席就把文章中党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

      7月1日能让人记住党是在七月成立,又是一个月起始的日子。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上提到一大时,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由简而始,走向辉煌,毛主席用一月之初做党的生日,也有这样的含义。

      “七一”、“八一”、“十一”都是好日子,考证出一大开幕的具体时间,也用不着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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