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的四大淡水湖泊分别是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和太湖。除洪泽湖外,其他三大湖泊都在长江流域。洪泽湖也离长江不远。其中,洞庭湖位于湖南,湖北有一部分。鄱阳湖在江西。太湖在苏浙交界处,主要是苏州、无锡和湖州,整体覆盖苏南、浙北大部。
我国的四大淡水湖泊分别是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和太湖。除洪泽湖外,其他三大湖泊都在长江流域。洪泽湖也离长江不远。
其中,洞庭湖位于湖南,湖北有一部分。
鄱阳湖在江西。
太湖在苏浙交界处,主要是苏州、无锡和湖州,整体覆盖苏南、浙北大部。
洪泽湖则主体在江苏境内,位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苏北地区。
洞庭湖、鄱阳湖主要是位于长江中游一带;太湖在长江下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下江”或“扬子江”;洪泽湖在江淮。
我们知道,古代文明最早都产生于大河流域,“邻水平原”是绝佳的风水之地,土地肥沃,适合农业耕作,容易发展古代经济。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何同为四大淡水湖,经济发展的差异却较大呢?为何洞庭湖、鄱阳湖没有发展过太湖流域?
自东晋、南北朝以来,我国经济重心就开始了长达千年的南移历史,以建康(南京)为首的南方地区开始崛起为核心地区,至南宋为止,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完全转移到南方。
这个“南方”,尤指江东一带,也就是长江下游南岸,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狭义的“江南地区”(为区分,下文以“江东”代指)。而这一片区域的大部分又恰好属于太湖流域水系范围。
“江南”因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成为一个美好的词汇,成为农业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乌托邦,令人无限神往。
所以,太湖流域的经济基础打得好,又打得早,其在农业社会时期因为发达的水网条件和肥沃的土壤适于耕种,可以养活大量人口。
北方南来的、带着大量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的汉土移民主要聚集的地区是江东,而不是更早就崭露头角的湖南、湖北一带(古江南),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隋唐时期,江淮地区(洪泽湖)的农业更加先进,当时天下赋税半出江淮(此时江淮的发展还有大运河的因素),是天下的粮仓,而在这附近的扬州成为隋唐时期首屈一指的城市。
等到唐末以后,粮仓地位就让给了江南地区,尤其是极适耕种的肥沃的苏松地区。
当北宋末年大量移民进入鄱阳湖流域后,江西也就迎来了其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所以,这和哪个流域没有丝毫关系,主要是历史成因。江东地区不属于太湖水系的南京却是古代江南的核心,更加佐证了基于开发先后顺序的历史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非太湖本身。
故而,当江东地区在明清时期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商品经济时代后,其数百年粮仓的地位又让位给了湖南湖北一带,主要是洞庭湖周边。说明了此时该片地区也已获得长足的开发。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农业社会衰落,沿海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各大“通商口岸”成为经济的引擎,所以我们看到了广州、上海、天津、大连等等城市的发迹,还有苏州、扬州等传统基于农耕而兴的城市的衰落。
好在,近代社会人类拥有了更大地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再完全听凭自然地理条件的摆布,铁路、轮船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血脉”。
京津铁路的开通让传统政治性的北京成为拥有经济动力的大型都市,摆脱了“苦寒之地”的标签;沪宁铁路的开通,让上海的经济能量串联起其与南京之间的苏州、无锡、镇江各大城市;
京汉、粤汉铁路的开通让“九省通衢”的大武汉“架乎津门,直逼沪上”;而没有铁路的浙江、福建在近代则比较落寞(即使福建还有厦门这样的口岸),苏北更是如此……
近代苏北的衰落还有自然灾害的因素,大量的人口作为“难民”进入苏南、南京和上海,连年的天灾让洪泽湖不仅没能助推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一种阻碍。
进入新时代后,由于上海的开放和开发,紧邻上海的苏南地区也趁势而起,就像香港带动广东珠三角一样。
其实这样的路径还是遵循沿海开发先行的逻辑,自然地,处于内陆的洞庭湖、鄱阳湖流域,经济就远远不如沿海的太湖流域了。
为什么当年衣冠南渡的士人首先选择了江东,而非古江南的湖南一带或者鄱阳湖水系呢?
原因很简单,地形。网上一些北方人经常根据城市夜晚的灯光图分布,来调侃南方的“发达”就是两个“三角”,其他依然一片黯淡。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地形。
我国南方多山地丘陵,仅有的平原就是集中在长江沿线,即 长江中下游平原,而洞庭湖、鄱阳湖在北方人视线中被山脉阻挡。
北方避难的士人南下一过江能够看到的最大的平原就是江东平原(长江下游平原),再加上江东离北方的距离比距湖南湖北一带更近,长江三角洲一带自然就是“天选之地”。
鄱阳湖、洞庭湖周边平原较为孤立,开发难度较大,而下江(扬子江)南岸平原与江北大平原隔江相望,连成一片,就成了文明转移的不二之选。
其实,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市的起点是差不多的,问题只在于离海远近,接受先进技术的先后顺序,也就是经济开发的先后顺序。这和古代南方接受北来人口,接受开发的先后顺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东、中、西部发展的时间先后表有差异,就造成了鄱阳湖、洞庭湖与太湖的巨大差异。
当然,由于在古代也是太湖先行了很久,积累了大量人文、文化因素,对今天的经济发展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期),江东的开发程度就远远超过了鄱阳湖、洞庭湖一带。
尽管在近代大家都衰落了,但很幸运地是,到了“海洋时代”,江东又沿海,又一次跑在了前面,加上之前的人文积淀,就形成了太湖流域对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这两个同是长江流域湖泊平原地区碾压的表象。
不得不说,“江东”之地真是老天“赏饭吃”的宝地。江苏人优越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人好辩,但一些苏州网友据经济优势而谈人种和方言的优越性那就是本末倒置,而且是非不分了,毕竟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在中原文明没有到来之前的江东之地,断发文身,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文明的进程都是渐进的。
太湖流域自身由于地形条件为南方最优,又处于南方最前线,率先被开发,抢得时间上的先机,成为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这里土壤肥沃,加上北方移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在农业社会拔得头筹,养活大量人口。
后来,随着更多的南方地区北来移民的增多,开发地区扩大,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在封建社会末期也成为粮仓。
近代以后,从沿海到内陆的格局让靠海的江东之地又一次被上天选中,由此形成了江东叠加的优势。从总体上看,似乎它从古至今都很“富裕”。
尽管从本质来说,古代它的强大和现在的原因完全不同。但巧合的正在于,这块地方总能在不同时期“左右逢源”。
以上所有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强者恒强,形成了今天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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